菊花名称的文化溯源展现了从实用记载到精神象征的演变轨迹，其称谓的流变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化对自然物象的意象化过程。以下从典籍记载、语义演变、文化象征三个维度进行考辨：
《礼记·月令》载：“季秋之月，鞠有黄华。”此处的“鞠”为菊花古称，其本义可从文字学角度溯源：
东汉至魏晋时期，菊花的称谓与功能发生双重转变：
字形定型： 《神农本草经》（东汉）首次以“菊”为正名，列其为上品药材，称“菊华”能“轻身耐老”。字形从“鞠”到“菊”的演变，标志其从自然物候符号转向具有实用价值的药用植物。
文学意象萌发： 三国钟会《菊花赋》云：“夫菊有五美焉……冒霜吐颖，象劲直也。”此时“菊”已脱离单纯植物命名，开始承载“抗寒”“刚直”的道德隐喻，为陶渊明的意象升华奠定基础。
陶渊明对菊花的书写完成三大文化建构：
称谓的诗化： 《饮酒·其七》“秋菊有佳色”、《九日闲居》“余菊盈园”等诗句，以“菊”代“鞠”，使称谓脱离古语范畴，成为鲜活诗歌语汇。
行为的仪式化： “采菊东篱下”将采摘动作转化为隐逸生活的仪式符号。东篱成为精神净土的空间隐喻，菊花则化为隐士与世俗隔离的媒介物。
意象的范式化： 陶渊明通过“菊—酒—隐”的意象组合（如“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”），使菊花成为士人对抗政治污浊的精神盾牌。六朝谢灵运、鲍照等诗人皆沿此范式创作，奠定菊花在隐逸文化中的核心地位。
唐代白居易“耐寒唯有东篱菊”（《菊花》）深化其抗寒特质；宋代周敦颐“菊，花之隐逸者也”（《爱莲说》）完成人格化定论。至此：
菊花从《月令》的物候“鞠”到陶渊明的精神“菊”，揭示了中国文化中“自然物—人文化”的转化逻辑：其名称演变实为士人阶层通过语言重构，将植物纳入道德宇宙观的符号化过程。每一个称谓的更迭，都是文化精英对自然物进行意义灌注的历史印记。
